或问屈原智乎?曰:“如玉如莹,爰变丹青,如其智!如其智!”——李轨《注》:“大智者达天命,审行废,如玉如莹,磨而不磷;今屈原放逐,感激爰变,虽有文彩,丹青之伦耳。”或问君子尚辞乎?曰:“君子事之为尚。事胜辞则伉,辞胜事则赋,事辞称则经。足言足容,德之藻矣。”——李轨《注》:“贵事实,贱虚辞。事辞相称乃合经典。足言,夸毗之辞;足容,戚施之面:言皆藻饰之伪,非笃实之真。”这几节都是言辞赋的文过其质,都是自悔童子雕虫篆刻以后的论调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谓:“雄以为赋者,将以风之,必推类而言,极靡丽之辞,闳侈巨衍,竞于使人不能加也。既乃归之于正,然览者已过矣。往时武帝好神仙,相如上《大人赋》欲以风,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。繇是言之,赋劝而不止,明矣。又颇似俳优淳于髡、优孟之徒,非法度所存,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。于是辍不复为。”这一节正可看出他思想转变的经过,与《法言》所云可相印证。迨他“辍不复为”以后,固莫怪以儒家的眼光来论赋,而议其非法度所存了。这种论调俨然是后世古文家攻击骈文的口吻,所以我以为扬雄的文学观,是复古运动中之第一声。自是以后,汉人之论辞赋,大率不离于儒家的见地。即如班固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赞》所言:相如虽多虚辞滥说,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;此与诗之风谏何异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,劝百而讽一,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,不已戏乎?此似乎为司马相如辩护了,但其所由辩护之点,仍是重在足以讽谏,则依旧不外于儒家的见解。固宜其于《艺文志·诗赋略》所言。如称诗谕志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云云,仍不能脱儒家实用的观念了。甚且也引扬雄的话,也以风谕为准则,谓:春秋之后,周道浸坏,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,学诗之士逸在布衣,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,离谗忧国,皆作赋以风,咸有恻隐古诗之义。其后宋玉唐勒,汉兴,枚乘、司马相如,下及扬子云,竞为侈丽闳衍之词,没其风谕之义。是以扬子悔之曰:“诗人之赋丽以则,辞人之赋丽以淫,如孔氏之门用赋也,则贾谊登堂,相如入室矣。如其不用何?”则且与《相如传赞》所云,自陷于矛盾而不自知了。后来蔡邕上封事云“夫书画辞赋,才之小者”,轻视辞赋,至于极点,正也从这种思想得来。我们且再看当时班固王逸之论屈原。班固称“其文弘博丽雅,为辞赋宗。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,则象其形容”(《离骚序》)。王逸亦谓:“屈原之辞,诚博远矣。自终没以来,名博儒达之士,著造辞赋,莫不拟则其仪表,祖式其模范,取其要妙,窃其华藻。”(《楚辞章句序》)是则他们对于屈原的天才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,可谓同声赞叹、互相一致的了。可是他们对于屈原之为人,与其所以为辞,则正有不同的见解。班固之论屈原,谓其:露才扬己,竞乎危国群小之间,以离谗贼,然责数慎王,怨恶椒兰,愁神苦思,强非其人,忿怼不容,沉江而死,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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